本文系统探讨了战国秦陵的墓主、选址、共性及个性特征。认同并补证了学界关于芷阳一号陵园葬秦昭王与唐太后、芷阳四号陵园属宣太后、严家沟秦陵为“公陵”、周陵镇秦陵为“永陵”的意见；提出了司家庄秦陵的墓主为孝文王、“韩森冢”的墓主为叶阳后的观点。认为秦称王后在都城西郊开辟了咸阳原陵区，随着都城向渭南扩张，又出现了芷阳陵区。本文还归纳了战国秦陵在陵园形状、墓形、建筑、陪葬坑、祔葬墓等方面的共性特征。又根据其内部差异，将之分为“咸阳原类型”和“东陵类型”，认为前者充分借鉴了东方列国、尤其是魏国陵园制度，呈现出了许多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后者在某些方面趋于守旧，则为本土保守派势力回归传统的选择；而夏太后陵、乃至后来秦始皇陵园的规划设计，是二者发展、融合的结果。

梁云 王欣亚

“战国秦陵”指公元前325年秦惠文君称王以后的秦国陵墓，即秦惠文王、悼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及其王后、太后的陵墓。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记》和《括地志》等文献记载，战国秦王葬地主要有两处，秦惠文王公陵、悼武王永陵位于渭河北岸、都城西郊的咸阳原上，昭襄王和庄襄王葬于渭河南岸的芷阳，在都城东南约20多公里处。秦孝文王寿陵位置失载。

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芷阳陵区位于骊山西麓，灞水右岸，总面积约27.5平方公里。在陵区内共发现四座陵园，其中一号陵园居中，内有“亚”字形主墓二座；二号在其东北，内有“中”字形大墓一座，“甲”字形大墓三座；三号在其西北，内有“中”字形主墓一座；四号在其西南，内有“亚”字形主墓一座，“甲”字形大墓二座〔图一〕。各陵园均有数目不等的陪葬坑及地面建筑。

〔图一〕 芷阳陵区位置示意图

21世纪以来，在位于咸阳原的汉成帝延陵东侧的严家沟村，汉平帝康陵东北侧的周陵镇，汉哀帝义陵东北的司家庄村又发现三座战国秦陵园〔图二〕。严家沟秦陵和周陵镇秦陵均有双重围墙，各有二座“亚”字形大墓。司家庄秦陵的陵园由三道围沟环绕而成，还发现内陵园的东围墙遗迹；内有“亚”字形、“甲”字形大墓各一座。整个陵区面积约30平方公里。

〔图二〕 咸阳原秦陵陵区示意图

2004－2007年在西安南郊神禾原上发现的战国秦陵园，有兆沟、夯土园墙、一座亚字形大墓、13条从葬坑〔图三〕。墓中出土了带“五十九年”刻铭的马具，“私官”陶文的茧形壶，以及“北宫乐府”文字的石磬。学界一般认为陵园的主人是秦始皇亲祖母夏太后。

〔图三〕 神禾原战国秦陵园平面图

2011年在对西安市东郊新城区 “韩森冢”的勘探中，发现了“亚”字形大墓一座、陪葬墓二座〔图四〕，调查者认为它是战国晚期秦王陵级别的墓葬，但其墓主在学界争议很大。

〔图四〕 韩森冢钻探平面图

咸阳原陵区和芷阳陵区均为附属于秦都咸阳的陵墓区〔图五〕，二者东、西分置。芷阳陵区位于咸阳以东，在文献中又被称为“东陵”。本文将对这两处陵区的墓主、选址、共性、个性特征，以及神禾原秦陵、“韩森冢”与上述陵区的关系，作进一步探讨。

〔图五〕 战国秦陵位置分布图

（一）墓主身份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学者撰文探讨秦东陵各陵园的墓主，现在均认为芷阳陵区葬昭襄王、唐太后、宣太后、悼太子、庄襄王、帝太后。主要的分歧在于对一、四号陵园墓主的判断：一些学者认为一号陵园的两座主墓是秦昭襄王和唐太后的异穴合葬，四号陵园为庄襄王和帝太后的合葬陵园，二号陵园葬悼太子，三号陵园葬宣太后；有学者认为一号陵园是庄襄王与帝太后的合葬陵园，四号陵园是昭襄王与唐太后的合葬陵园；还有学者认为一号陵园是秦昭王与其王后的合葬陵园，四号陵园属宣太后。

细审勘探资料后，本文认为一号陵园属秦昭王及唐太后的说法较为合理。首先，一号陵园内两座“亚”字形大墓的形制、尺寸几乎完全相同。两墓都以东墓道最长（长120米或122.5米），西墓道（长43米或40米）或北墓道（长42米）次之，南墓道最短（长28米或37米）。两墓都在北墓道东壁和东墓道南壁的相近位置开有耳室〔图六〕。这种相似性绝非偶然，说明两座大墓的年代极为接近；两墓的设计和施工可能经由同一批人，甚至是同时施工的。庄襄王和帝太后下葬前后相距二十年，二人墓葬的形制尺寸还能保持如此精准的一致性恐怕很难。而秦昭王和唐太后却是同时下葬的。其次，四号陵园南侧的两座“甲”字形陪葬墓位于陵园隍壕以外的南边〔图七〕，距主墓过远，其中任何一座与主墓都不构成夫妇并穴合葬的关系，所以推测它们属秦昭王与唐太后或庄襄王与帝太后合葬陵园的意见均难成立。最后，2010年缴获了4件盗自一号陵园主墓的漆豆，其足底皆烙印“大官”二字，一件漆豆盘底刻“八年相邦薛君造，雍工师效，工大人申”及“八年丞相殳造，雍工师效，工大人申”两处文字〔图八〕。“大官”即“太官”或“泰官”，掌管帝王膳食；“八年”为秦昭王八年。研究者认为漆豆为秦昭王生前自用器。先王使用过的日常生活器皿，应不会被后代继续使用、且随葬墓中。因此，昭王八年漆豆的发现,可以确定一号陵园属于秦昭王。

〔图六〕 芷阳一号陵园勘探示意图

〔图七〕 芷阳四号陵园勘探示意图

〔图八〕 秦芷阳一号陵园M2出土漆豆铭文

宣太后在昭王时左右朝政四十余年，诱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秦遂灭义渠，收其地为郡县，“使秦人得以一意东向，无复后顾之忧，此其功岂在张仪、司马错收取巴蜀之下哉！”。论地位、权势、声望、政绩，秦国历史上的太后无出其右者，夏太后尚且得以享用独立陵园和“亚”字墓形，更何况宣太后。四号陵园内只有一座“亚”字形大墓，没有与之并穴排列的合葬墓，这与夏太后陵园相似，是秦国没能与先王合葬或会葬的太后陵园的特点。此外，四号陵园的主墓规格几乎是夏太后墓的一倍，符合宣太后的身份与地位。所以，四号陵园作为宣太后陵园是合适的，也能顺畅地解释该陵园出土陶器年代较早的原因。

因此，关于秦东陵墓主的问题，我们倾向于一号陵园为秦昭王与唐太后的合葬陵园，四号陵园属宣太后，秦庄襄王与帝太后的合葬陵园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

关于咸阳原陵区的墓主，调查者认为严家沟秦陵是秦惠文王及其夫人的“公陵”，周陵镇秦陵是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永陵”。此意见有文献支持：《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秦惠文王陵在“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元和郡县志》云“（咸阳县）西北距延陵十三里”。秦公陵、汉延陵与唐咸阳县城的距离仅差一里，二者的位置非常接近，几乎重合。严家沟陵园位于汉延陵东侧，陵园南部甚至被延陵东司马道破坏，与上述文献反映的位置关系完全吻合。

《史记集解》引三国时《皇览》曰：“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 《括地志》又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 俗称的“周武王陵”“周文王冢”即指周陵镇陵园内并列的两座封土。可见从三国到唐，人们已经认为周陵镇大冢是秦武王陵。此外，严家沟秦陵与周陵镇秦陵在陵园布局、墓葬结构等方面都高度相似，也说明二者在建设时间上接近。

《史记·吕不韦列传》：“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夏太后陵园即西安南郊神禾原秦陵，芷阳陵区在其东北的骊山西麓，司家庄秦陵在其西北的咸阳原上〔见图五〕。《汉书·元帝纪》记载，元帝永光四年营建渭陵，“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亭部名源自当地秦陵之名，说明秦孝文王寿陵位于汉元帝渭陵附近的咸阳原上。司家庄秦陵的方位、所处地名均与文献中寿陵吻合，且为一代秦王之墓，应为秦孝文王的寿陵。陵园内“亚”字形墓为孝文王墓，“甲”字形墓可能是华阳太后墓。华阳太后死于秦始皇十七年（前230），失势已久，且非始皇亲祖母，与始皇关系疏远，故减损礼遇，采用甲字墓形，草率下葬，也在情理之中。

2011年在司家庄秦陵第二道围沟之东、东沟中门南侧发现竖穴方坑110座，发掘了38座，其中35座为马坑。马坑均为东西向长方形，一坑一般只埋1匹马，埋葬方式大多为侧卧、爬卧或正卧。这些马坑的位置、形制、埋葬方式与秦始皇帝陵东侧上焦村马厩坑极为相似，故推测其性质也应为马厩坑。上焦村马厩坑只是多留有生土二层台或生土隔梁，还增加了俑、马同坑。司家庄马坑无疑是上焦村马厩坑的直接前身或来源。相反，在严家沟、周陵镇秦陵均未发现类似的马坑或马厩坑，在芷阳一、四号陵园也未发现。这种遗迹现象之间的关联性有力说明了司家庄秦陵在目前已发现的秦王陵中与秦始皇帝陵年代最接近，排除《史记》中葬于芷阳的秦庄襄王，司家庄秦陵应是秦孝文王寿陵。

2011年对西安东郊“韩森冢”进行了勘探，发现“亚”字形大墓1座，陪葬坑2座，覆斗形封土下的“亚”字形墓由方形墓圹、斜坡墓道及耳室构成〔见图四〕。墓圹边长约45米；四条墓道中东墓道最长，长57.5米，方向90°；其他三条墓道长度相当，为32－35米。在四条墓道的右侧壁上各开有一个长方形耳室，陵园内未见其他陪葬遗迹，也未发现环壕、围墙等陵园设施。韩森冢的墓主，有秦庄襄王、秦孝文王、秦悼太子、汉史皇孙、汉定陶恭王刘康等说法。

如调查者所言，韩森冢大墓的形制与秦东陵陵区“亚”字形大墓极为相似，尤其是四条墓道各带耳室的做法与一号陵园的南陵和四号陵园的主墓完全一致。汉陵墓道均不带耳室，可知韩森冢为秦陵，汉陵或汉墓的说法可以被排除。

韩森冢的墓圹明显小于咸阳原秦陵，以及东陵一、四号陵园的主墓；墓道也较东陵短得多；其规格要低于秦王陵。它的墓圹较神禾原夏太后陵略大，但墓道又比后者略短，可知二者的级别相当。在有关秦陵的诸说中，从地望上看，韩森冢与芷阳陵区直线距离约20公里，隔着浐、灞两条河流，很难归入同一陵区。因此凡文献明确记载葬于芷阳的王、后都与韩森冢无关。悼太子亦葬于芷阳，且无资格使用四条墓道的亚字墓形，也非韩森冢墓主。韩森寨秦陵内仅有一座带封土的“亚”字形大墓，无合葬墓，与文献中秦孝文王与华阳太后皆葬寿陵的记载不符；且位于夏太后墓正北偏东，方位上与夏太后遗言“西望吾夫”不合，因此也不是秦孝文王寿陵。

芷阳一号陵园是秦昭王和唐太后的合葬陵园，但唐太后又名“唐八子”，不是昭王的嫡妻正后。秦昭王的王后是叶阳后。《汉书·张敞传》云：“秦王好淫声，叶阳后为不听郑卫之乐，世多称之。” 孟康曰：“叶阳，秦昭王后也。” 叶阳后素有贤名，可能是悼太子生母，不知为何没有与昭王合葬芷阳。如果叶阳后在昭王之后去世，可能因为合葬之墓位已经被唐太后占据，不得不另择陵地。所以，韩森冢的墓主可能是叶阳后。

（二）陵区选址及其原因

咸阳原陵区是秦惠文王开辟的，由此秦国陵墓制度进入了“王陵”的发展阶段。惠文君称王后在都城咸阳西郊开辟新的陵区，规划新的陵园，是很自然的事情。咸阳原平坦开阔，土厚水深，地势北高南低，北依泾水，南临渭水，气势雄伟，符合古代陵墓临近都邑、“行营高敞地”的选址要求。咸阳西郊在迁都前的秦人墓数量较少，迁都之后很快形成了大型墓地，如咸阳塔儿坡墓地。无论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平民，都选择西郊作为丧葬之地，或与《汉书·郊祀志》颜师古注所云西方为“冢墓之所”的观念有关。

芷阳陵区是由秦昭王正式开辟的，是在秦国力日盛、都城咸阳向渭南扩张的背景下，随着芷阳宫和芷阳县的建设而作出的选择，体现了秦昭王意图东进、扫平六国的政治抱负。秦昭王在位期间，秦在对六国的军事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都城的建设也扩张到渭南。据文献记载，当时在渭南兴建的宫殿有章台宫、兴乐宫、甘泉宫、长杨宫、芷阳宫等。都城重心的南移，势必会影响到陵墓的安排。特别是随着外交朝会、宗庙祭祀及政务活动在渭南的频繁举行，那里自然会成为陵墓的候选地。当然，古代陵墓选址和帝王个人好恶也有关系。秦汉离宫别馆大多为帝王游乐休闲场所，环境优美。芷阳宫前临灞河，后依骊山，风景宜人。秦昭王修芷阳宫的举动，说明他对那里颇为喜好。

在秦人崛起发展的过程中，东出崤函、逐鹿中原始终是历代国君矢志不移的理想。秦昭王一代雄主，扫平六国成就统一大业恐怕是他一生最大的梦想，但可惜身殁而功未竟。当时渭河南岸有一条重要的东西向干道，自渭南宫殿群沿骊山东至华阴“平舒道”，再东出函谷关。当时秦军出征，诸侯西来，车马粼粼，均循此道。东陵所在的坂塬居高临下，地势开阔，东征之路一览无余，昭王选择那里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地，可见其东进之心至死未息。

秦昭王将陵址选在芷阳可能也与他最初继位不合法统有关。秦人继承制除了父死子继外，还有兄终弟及，但后者往往限于嫡子范围。秦武王无子，他死后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应是秦惠文王的其他嫡子。昭王为庶子，但仰仗母舅魏冉和右相樗里疾之力得立。秦昭王为秦武王庶弟，与先王同辈，在宗法世系里本为旁支，所以另择陵区，以避开名分礼法上的争议。无独有偶，秦孝文王死后没有葬入东陵，而是返葬咸阳原陵区，可能也有类似原因。

东陵选址或许也受到宣太后的影响。宣太后楚人，楚人思乡情结较重，身为秦国太后，她既不可能返葬楚国，又不得会葬公陵，就只能把自己的陵墓选在芷阳，南望故乡，以解乡愁。当时往荆楚的大道沿灞河东南行，至蓝田出武关。芷阳正好位于东去函谷、南出武关的分岔路口，东陵的选址用意深焉。

战国秦陵具有一些共性特征：南北向纵长方形陵园，主墓平面为“亚”字形，墓侧有建筑基址，陵园内陪藏坑和小型陪葬墓的分布有一定规律。

（一）陵园及主墓布局

严家沟秦陵的外围沟南北长1156－1159米，东西宽630.8－637.5米〔图九〕；周陵镇秦陵的外围沟南北长950米，东西宽639米〔图十〕；司家庄秦陵的外围沟南北长1285米，东西宽1038米〔图十一〕；东陵一号陵园的围沟南北长1180米，东西宽695米；神禾原秦陵的外围沟南北长550米，东西宽310米。这些陵园均呈南北向纵长方形，绝非偶然，而是有意识、有目的设计的结果。这个特征还被后来的秦始皇陵陵园继承。

〔图九〕 严家沟秦陵园平面图

〔图十〕 周陵镇秦陵陵园平面图

〔图十一〕 司家庄秦陵陵园平面图

雍城南郊14座分陵园中，平面形状有梯形（一、二、八、十二号），不规则四边形（六、十、十四号），纵长方形（三、四号），横长方形（十一、十三号），近方形（九号）；其中长方形不占多数〔图十二〕。分陵园内大墓之间位置关系及其反映的合葬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陵园的平面形制也是多种多样的〔见图十二〕。

〔图十二〕 雍城秦公陵园平面图

战国秦陵陵园内的两座大墓均位于南北正方向轴线上，秦王及王后采取了南北并穴合葬的形式，与雍城大不相同。这种合葬形式要求陵园具有一定的南北向纵深，因此纵长方形陵园是最佳的选择。同理，东方国家的陵园，如平山中山王墓兆域铜版图所示，国君及其夫人的墓葬位于东西向轴线上，采取了东西并穴合葬的形式，陵园便为横长方形。秦王陵园恰似把中山国兆域图逆时针方向旋转了90°。

战国秦陵的这种夫妇并穴合葬，实际上突出了嫡妻正后的法定地位。最明显的例子是严家沟秦陵，其南墓是惠文王陵，北墓是惠文后陵；惠文后死于昭王二年，但却能与先王合葬于公陵，盖因名分在焉。悼武后能与先王合葬于永陵，也出于同样原因。宣太后虽然后来权势很大，但为媵妾出身，死后不得与惠文王合葬，而另葬芷阳。夏太后（夏姬）虽然是秦始皇亲祖母，但不是孝文王的嫡妻正后，所以“独别葬杜东”。类似于华阳太后与孝文王合葬于寿陵，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于芷阳的情况，《史记》称之为“会葬”，即夫、妇虽然先后去世，但按礼制规定要并穴合葬在一处。唐八子为昭王媵妾，孝文王即位尊其为唐太后，与昭王合葬；这个做法不合礼制，是唯一的例外，缘由不得而知。

后陵的封土虽然较王陵稍小，但墓室、墓道的规模与王陵基本相当，墓形也大多一致，是陵园内其他陪葬墓无法比拟的；也与雍城陵园中秦公夫人墓规模远小于秦公墓的情况不同；或许说明战国中晚期秦的继统法，比较强调嫡妻正后的意义，嫡子继承制有所强化。

 秦王陵采用四条墓道的“亚”字形，是秦称王之后的选择。王后、太后基本可以享受同等的礼制待遇。这种墓形原本是商周王陵级别的规制，如殷墟西北岗商王陵和岐山周公庙陵坡墓地，后者为周公家族墓地，因为周公特殊的历史地位得以享用天子礼制待遇。秦国君墓从原来“中”字形一变而为“亚”字形，生动地反映了国家政治级别的提升，即从诸侯国到王国的转变。

目前的发现表明，战国时东方国家王陵为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墓或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墓，如平山中山王墓、邯郸赵王陵、新郑许岗和胡庄等地的韩王陵、燕下都虚粮冢墓区的燕王陵、江陵熊家冢墓地的楚王陵。临淄的田齐王陵经勘探，其形制可能是“甲”字形或“中”字形。魏王陵尚未发现，但僭越王制的辉县固围村大墓说明其可能也是“中”字形。东、西比较之后则会发现：韩、赵、魏、燕、齐、中山等国也先后称王，为何这些国家的王陵没有采用“亚”字形，而是沿用了以前诸侯国级别的“中”字形或“甲”字形？此外，列国中楚最早称王，即春秋早期的楚武王，为何战国时的楚王陵还是“甲”字形或“中”字形？

其背后原因复杂，或与列国实力的消长有关，还涉及各国不同的文化心理。战国中晚期秦为超级军事强国，称王后采用以前商周王陵的“亚”字形墓型，也就实至名归，底气十足。相比之下，东方五国称王，多少有些名不副实，显得底气不足。当时秦与东方六国之间形成了很深的文化隔阂。秦被称为“虎狼”，有吞周室灭诸侯之心，一旦实力足够就会不失时机地满足自己取代周室的野心——包括陵墓制度方面。六国却是周文化的继承者，基本认可周室天下共主的名分，仍然尊奉周天子，言谈中以诸侯自居，因此在墓型上没有采用古天子之礼。楚、越均为地方诸侯称王，延续了西周时期边裔国族称王的旧习，墓形上也没有僭越。

（二）封土及墓周建筑

战国秦陵园内大墓封土的周围一般都有夯土建筑遗址。在严家沟陵园内西部及西北部共发现三处，其中西北部的建筑遗址面积约为2.6万平方米。周陵镇陵园内共发现五处建筑遗址，1、2号遗址位于内陵园，3－5号遗址位于外陵园；其中1号遗址在内陵园西北部，面积约为370平方米。司家庄陵园发现有五处建筑遗址，分别位于内陵园东部、西南部、西部。神禾原秦陵的建筑遗址位于陵园的南区，与大墓所在的北区隔以东西向墙垣。芷阳一号陵园内共发现十一处建筑遗址，其中九处在北陵（M1）的西北，规模较大；两处在南陵（M2）的东南，分布的规律性不是很强，但陵园内西北部多有重要建筑。

陵园大墓的封土之上均未发现建筑遗迹。严家沟陵园的南陵封土大部分被平掉，仅余2－4米高的平台，平台南北85米，东西120米；北陵封土为覆斗形，底部南北长80米，东西宽74米，顶边长32－34米，高16.3米。周陵镇陵园的南陵封土为覆斗形，底边长90－103米，顶边长41－48米，高14米；北陵封土亦覆斗形，底边长55－66米，顶边长9.5－10米，高17.5米。司家庄陵园的主陵残存封土为不规则形，底部东西80米，南北63米，高约15米；北侧“甲”字形大墓上部未见封土。神禾原秦陵未见封土。芷阳一号陵园的两座大墓上部有封土堆，“高2－4米，东西长250米，南北宽150米，表面呈鱼脊形”。芷阳四号陵园的主墓上部无封土。关中帝王陵墓多经盗掘破坏，并被后世重修，秦陵封土也不排除被历代盗掘活动破坏的可能，但文献记载的修复主要针对汉陵，未闻对秦陵的修复，且上述封土均位于墓室上部正中位置，封土与墓室没有偏离、错位现象，所以，秦陵现存的封土很大程度上应反映了它本来的形制，因此对复原研究仍具参考价值。从现存封土状况及钻探出的墓室平面形状来看，战国秦陵的封土很可能采用了“覆斗形”的形制。此外，王后或太后陵墓或有封土，或无封土，尚无定制。

《汉书·楚元王传》：“及秦惠文、武、昭、孝文、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严襄”应为“庄襄”之误。这条记载可与考古发现相印证。上述封土表面未发现任何建筑遗迹，说明它们是性质单纯的坟丘，不是墓上建筑的中心土台——“墉”。

 纵向比较凤翔秦公墓地，雍城十八座“中”字形墓无封土，墓室上部地表均有大量瓦片堆积，应是建筑遗物；十二号陵园的M37墓口上部有平面呈“中”字形的散水和夯土墙基等遗迹，构成了长方形的封闭空间，性质类似于“享堂”。横向比较同时期东方国家的陵墓，平山中山王墓M1的墓上封土为方形，高约15米，带三级台阶，台阶上有散水、回廊等建筑遗迹，其性质是兆域铜版图上的“王堂”，即用于墓上祭祀的享堂。河南新郑胡庄韩王陵的封土为“中”字形，残高7－10米，覆盖了墓室和墓道口；其半腰处有“中”字形的单层冢上建筑，由散水、壁洞、柱础和部分屋顶瓦砾层组成；其性质与中山王墓的享堂类似。战国秦陵与雍城、平山及新郑的大墓均不同，没有把礼制建筑建在墓口上部，而是移到封土之旁。

关于先秦墓上建筑的性质，学术界争议很大。有的认为是“寝殿”，是墓主人灵魂饮食起居之所，用于“日四上食”，即每天四次进奉饮食。有的认为是“享堂”，是后代子孙祭祀墓主人的地方。不管怎样都认可其是用于祭祀的礼制建筑。

礼制建筑从墓上移至墓侧与冢墓的出现有关。战国秦陵有高大的封土，在墓侧起建，是古老的享堂墓和东周新流行的冢墓相结合而产生的新形式。当时的坟丘为了追求观瞻性和纪念性，越建越高，即《吕氏春秋·安死篇》所说“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在高大如山的坟丘上筑堂，工程过大，也不方便以后的祭祀，便将之移于墓侧。在东方的三晋、中山等国将墓上建筑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小到大发展之时，秦国却经历着从“墓上之堂”到“墓侧之寝”的转变。

（三）陪葬坑分布状况

战国秦陵的陵园内都分布着数量不等的陪葬坑。严家沟陵园发现陪葬坑12座，其中内陵园7座，外陵园5座；形状多为长方形竖穴坑道，还有个别为曲尺形、正方形。周陵镇陵园发现陪葬坑27座，其中内陵园9座，外陵园18座；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少数为曲尺形或梯形。司家庄陵园发现陪葬坑6座，其中主陵周围4座，“甲”字形大墓南侧2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神禾原秦陵有13座陪葬坑，位于大墓四条墓道的周边；均为带斜坡道的长条状坑道，是由枋木、底栿、立柱、横梁、棚木构成的封闭空间。芷阳一号陵园内发现陪葬坑14座，位于两座大墓的周围，形状有长方形和曲尺形两种。芷阳四号陵园发现陪葬坑3座，位于主墓附近。

这些陪葬坑按规模尺寸可分为三类：长度60米以上的大型坑，长度20－50米的中型坑，长度20米以下的小型坑。各类坑在陵园中的分布有一定规律性。大型坑一般位于“亚”字形大墓东墓道的东南方向。如周陵镇陵园的K10，长117.7米、宽11米、深8米，位于南陵的东南方向、内外园墙之间；K11东西长度约90米，位于北陵的东南方向、内外园墙之间。芷阳一号陵园的PK1，东西长81米、南北宽10.5米，位于大墓M1的东南；PK8东西长80米、南北宽8.6米，位于大墓M2的东南。芷阳四号陵园主墓的东南亦有一大型长条状陪葬坑。中型坑一般位于大墓西墓道延长线的南北两侧，如周陵镇陵园的K27，为东西向曲尺形，长54米、宽11米、深7.8米，位于南陵西墓道西南、内外园墙之间；在它北边对称的位置有K26，规模相当。芷阳一号陵园两座大墓西墓道的西面，各有一组（2座）中型坑。芷阳四号陵园主墓西墓道的西南，也有1座中型陪葬坑。小型坑大多位于大墓墓道之间的夹角区域，还有一些位于其他区域。如周陵镇陵园的K1－K9，位于内陵园大墓附近；K13－K25位于外陵园的北部，东西成行，南北成列。芷阳一号陵园M1、M2的墓道夹角区域，也都有4个小型坑。由此可得，战国秦王陵陪葬坑的基本配置为：一座“亚”字形大墓，其东南有一座大型陪葬坑，其西面有二座中型陪葬坑，其墓道夹角区域共有四座小型陪葬坑（每个夹角1座）。当然，神禾原秦陵的陪葬坑没有按这种方式排列，而是在墓道两侧平行分布〔见图三〕，可能因为另辟葬地的太后陵园，在葬制上与王陵有所不同。

战国秦陵处在从雍城秦公陵园到秦始皇帝陵承前启后的过渡阶段，其外藏制度一方面继承了雍城秦公陵园的传统特点；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些新内容，被后来的始皇陵扩大化和复杂化。

雍城秦公陵园共发现26座陪葬坑，其中“凸”字形坑6座，“目”字形坑19座，圆形坑1座。“凸”字形坑为东西向长方形，东侧中部有一条短道，均位于分陵园内主墓的东南。“目”字形坑亦为东西向长方形，均位于分陵园内大墓（主墓或其合葬、祔葬墓）的东南。圆形坑位于一号陵园外。在墓、坑的搭配关系上，一墓一坑是定制。只有一号陵园的M1南侧有2座陪葬坑，皆为车马坑。四号陵园的刀把形墓M43无陪葬坑。十四号陵园的“丰”字形大墓M45亦无陪葬坑，可能其南、北墓室已经替代了陪葬坑的作用。

战国秦陵在“亚”字形大墓东南设置了大型陪葬坑，显然承袭了雍城的传统，其性质为大型车马坑，象征主人出行的乘舆。在芷阳一号陵园两座大型陪葬坑（PK1、PK8）内都钻探出马骨、木迹、漆皮、骨饰等物。

中型坑和小型坑都是战国秦陵新增的内容，前者一般东西向，后者大多南北向。在这些坑中钻探出木炭、骨头、陶片等。神禾原秦陵的陪葬坑中，除了陪葬车马的K8、K10，还有出土大量刻字茧形壶的K7，殉埋豹、熊、长臂猿、羊、鹤等珍禽异兽的K12。秦王陵的中、小陪葬坑也无非包含这些内容，即与君王起居饮食、游乐玩好相关的车马、厩厨、园囿、婢妾等事物。到了秦始皇陵，外藏内容进一步扩大化，又出现了兵马、甲胄、百戏，数量和规模远超前代。

战国秦陵的陵园内外一般都有陪葬墓。严家沟秦陵外陵园北部东西向一字排列有6座大型陪葬墓（或祔葬墓），其中“中”字形1座、“甲”字形3座、刀把形2座；还发现604座小型陪葬墓，分布在外陵园南、北部，墓葬形制分为竖穴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两类，以前者居多，且墓向大多朝向主陵方向。周陵镇陵园的168座小型陪葬墓分布在三个区：一区在外陵园西北部，有73座，呈南北4行排列；除了2座东西向外，余皆南北向；竖穴墓8座，洞室墓64座，1座因破坏严重而形制不详。二区在外陵园东北部，有34座，呈南北3行排列；除了1座东西向外，余皆南北向；竖穴墓2座，洞室墓32座。三区在东侧外围沟与外围墙之间，有61座，呈东西5列分布，除了3座南北向外，余皆东西向；仅钻探了10座竖穴墓，4座洞室墓。司家庄陵园小型墓葬发现较多，除了主陵园内，三道围沟之间，在陵园东南部也发现了大片小型墓葬。芷阳一号陵园内的小型陪葬墓分布在陵园的西北部、东北部和南部。芷阳四号陵园的陪葬墓分布在陵园外的南、北两侧。

上述陪葬墓按空间位置可分为陵园内和陵园外两大类。前者又可细分出外陵园（园墙）内、外围沟与外围墙之间两个小类。陵园内的陪葬墓排列整齐，墓穴位置经过严格规划，死者身份显然与陵园有关。周陵镇陵园一、二区的107座小型陪葬墓绝大多数为南北向的洞室墓，墓室位于竖穴墓道的北端。三区的61座绝大多数为东西向墓，其洞室墓的墓室位于墓道的西端。虽然没有发掘，死者性别未知；但可推测一、二区墓主应主要是先王的嫔妃，三区墓主可能为负责陵园日常事务的守陵人，也包括一些品秩低下的宫女。

秦陵陪葬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雍城南郊秦公墓地的分陵园中，存在秦公墓与其夫人墓、次夫人墓的异穴合葬，但还没有陪葬墓。春秋时期，秦国君主的妃妾不在少数，国君去世，她们往往被迫从死殉葬于地下。秦公一号大墓椁室周围生土台阶上有166具盛殓殉人的木质箱匣；其中箱殉者72具，位置靠内，葬具讲究，可能是身份较高的姬妾、近侍；匣殉者94具，位置靠外，葬具轻薄，可能是家内奴隶。战国秦陵陵园内这些排列整齐的小型陪葬墓，墓主不太可能是与秦王同时下葬的从死殉葬者，因为秦献公元年（前384年）就“止从死”，明令禁止人殉。况且秦陵也没有在主墓外设独立殉葬墓的惯例。因此，先王的嫔妃是死后陆续被葬入陵园中、埋在预先安排好的墓位内，可算作陪葬。秦始皇陵园内城东北小城内有中小型墓99座，以洞室墓为主，也有少量竖穴土圹墓，均为南北向，墓道在北，呈南北向的8列分布，墓主人亦可能为秦始皇后宫妃嫔。《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小城内这些人是否属正常死亡，不得而知。

秦自惠文王以来，后妃的级别从上到下为：王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其中美人相当于军功爵的少上造，秩二千石；八子相当于中更，秩千石。秦代称王后为皇后，帝母为太后，祖母为太皇太后。汉武帝增加婕妤、娙娥、傛华、充依，汉元帝又设昭仪，于是形成了上至昭仪，下至无涓的十四个等级，各级均有对应的爵位和秩俸。《汉书·外戚传》还提到后妃的葬地：“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五官”在少使之下，爵秩三百石。换言之，少使以上的嫔妃，均葬在陵园司马门之内。汉承秦制，周陵镇陵园的外城垣四面各辟一门，正对主陵的四条墓道，应即司马门。北司马门内一、二区应葬少使以上嫔妃。战国秦的后宫中可能还没有“五官”以下的爵秩；三区在东司马门外，墓主可能包括执杂役的宫女和守陵人。

至于陵园（外围沟）之外的陪葬墓，其身份应与后宫生活或陵园事务无关。类似的墓葬在雍城也有。近年，在雍城一号陵园外的东北方向发现面积约24万平方米的陪葬墓区，钻探出446座中小型墓葬及车马坑。在六号陵园外的西南方向也发现面积约16万平方米的陪葬墓区，钻探出703座中小型墓及车马坑〔见图十二〕。墓葬大多数为东西向，墓型有竖穴土坑墓，也有洞室墓，墓葬年代从与陵园同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末期，其中既有带车马坑的贵族墓，也有平民小墓。这样的陪葬墓区估计不止一处，将来在各个分陵园外的相应位置或许都会有所发现。雍城这些陪葬墓区分属各自依附的秦公陵园，墓葬的数量多，延续时间长，等级高下皆有，墓主人可能是出自某一代秦公的未继位公子及其后代家族的成员，经长期繁衍发展为人口众多的家族，从而形成规模很大的族墓地。同理，战国秦陵附近的那些陪葬墓，性质也应类同。秦始皇陵园外的上焦村陪葬墓有17座，南北“一”字形排列，皆东西向，为带斜坡墓道朝西的洞室墓，有棺有椁，椁内分箱，级别较高，但死者身首异处，很可能是被秦二世处死的始皇的公子、公主，也属于广义上的陪葬。

而关于雍城南郊秦公陵园、战国秦王陵园外有无异姓功臣陪葬的问题，周代流行族墓制度，非家族成员一般不会被安葬在族墓地中，因此异姓功臣陪葬即便偶尔存在，也非常态，目前在雍城、咸阳、芷阳陵区还未发现相关例证。

（一）“咸阳原类型”与“东陵类型”的特征

除上述共性之外，战国秦陵还有个性特征，大致可分为两类：严家沟秦陵、周陵镇秦陵、司家庄秦陵为一类，可称之为“咸阳原类型”；芷阳一号、四号陵园为另一类，可称之为“东陵类型”。

咸阳原上的三座战国秦陵园中，严家沟与周陵镇秦陵的形制极为相似，如果以外围沟为准测陵园的长宽比，则严家沟秦陵为 1.8，周陵镇秦陵为1.5，二者均呈较窄的南北向长方形。陵园南北长轴方向均在北偏西10°（或170°）左右。均有内外两道园墙，外园墙外均有壕沟；内园墙均设6处门址，南、北墙各1处，东、西墙各2处，与陵园内两座大墓墓道相对应。陵园中部偏南的位置均有两座“亚”字形大墓，南墓封土大、北墓封土稍小。两座陵园王墓（南墓）都以北墓道最长，而且尺寸相当，长100.3米或97米；王墓各自的东西墓道长度相当，长55米或63米，呈左右对称形式；两座陵园的后墓（北墓）都以东墓道最长。这些相似性说明两座陵园规划、设计、施工的年代比较接近。秦惠文王葬于公元前311年，秦悼武王葬于公元前307年，前后仅差四年，与之吻合。

司家庄秦陵和它们有明显的共性：首先，陵园南北向长轴方向为北偏西9°，大墓东墓道方向为东偏北，与其一致。其次，司家庄秦陵由三道围沟环绕而成，在第二道围沟东沟的内侧发现有向南、北延伸的夯土墙基，虽未把其范围全部勘探出来，但应是内陵园的园墙遗迹。司家庄与严家沟、周陵镇秦陵一样，园墙、围沟俱全。最后，司家庄秦陵的墓道不带耳室，与周陵镇陵园的王陵一致。因此可以把咸阳原上三处秦陵归入同一类型。

当然，司家庄陵园的形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陵园外围沟长宽比为1.24，陵园呈较宽的南北向长方形，或者说近方形，此其一；陵园内“亚”字形主墓的东、南、北墓道长度相当，为58－60米，西墓道较短，长36米，此其二；“亚”字形主墓位于陵园中部略偏北的位置，此其三。以上三点说明司家庄秦陵的年代与严家沟、周陵镇陵园有一定差距。

芷阳一号、四号陵园形制上的共性显而易见。首先，它们都未发现园墙，而是以人工开凿的壕沟作为兆沟。据秦东陵最新的钻探成果，一号陵园由人工开凿的单道隍壕构成；在四号陵园内发现了围绕主墓的东、南、北3段内壕沟以及南侧外壕沟，表明其可能由双重隍壕构成；其次，两座陵园的“亚”字形主墓都以东墓道最长，墓道均带耳室；最后，陵园南北长轴方向均在北偏东10°（或190°）左右。

总结“咸阳原类型”的特点：“回”字形双重陵园，园墙、围沟俱全，墙外有壕沟，设有门址；陵墓封土保存完整的均为覆斗形；陵园内王陵的南、北墓道长，东、西墓道短；后陵以东墓道最长；王陵的墓道不带耳室；陵园长轴方向在北偏西10°左右，大墓的东墓道在东偏北方向。

总结“东陵类型”的特点：单重或多重隍壕，不见园墙；陵园内“亚”字形大墓均以东墓道最长，墓道带耳室；陵园长轴方向在北偏东10°左右，大墓的东墓道在东偏南方向。

“韩森冢”没有发现陵园，“亚”字形大墓形制与东陵几乎完全相同，墓道为正方向，可与芷阳秦陵归入同一类型。神禾原秦陵的陵园由一道围墙构成，围墙四面中部各设一门，墙外有壕沟，“亚”字形主墓的墓道不带耳室，这些特点与“咸阳原类型”相似；但其主墓以东墓道最长，陵园长轴方向在北偏东8°左右，大墓东墓道在东偏南方向，这些特征则又与“东陵类型”类似；此外，陵园内长条状陪葬坑在墓道两侧平行排列的做法，不见于其他秦陵。以上表明，神禾原秦陵兼具两个类型的特点，反映了二者融合的趋势。

（二）“咸阳原类型”与“东陵类型”的成因

秦国陵墓制度经历了以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为代表的“滥觞期”，以雍城秦公陵园为代表的“发展期”，以咸阳原陵区和芷阳陵区为代表的“转型期”，以秦始皇帝陵为代表的“成熟期”。在这个过程中，陵墓的诸要素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陵园的地面界标及防护设施经历了从环壕到围墙的发展；封土从无到有，发展成覆斗形；墓穴从“中”字形发展为“亚”字形；礼制建筑从墓上转移至墓侧；陪葬坑从少到多，性质从单纯的车马坑发展为以秦始皇陵为代表的包括兵马、马厩、珍禽异兽、铠甲兵器等多样化的外藏坑系统。而如果以秦始皇帝陵为参照标准，将会发现：“咸阳原类型”的年代虽早，但陵园形制却与秦始皇陵园接近，显得较为先进；“东陵类型”的年代晚，但陵园形制却与秦始皇陵园差距较大，显得较为落后。正是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才会质疑神禾原秦陵的墓主。这个看似前后矛盾的现象，恐怕要在秦与东方列国横向比较的视野下，置于战国中晚期具体的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解释。

“咸阳原类型”之前的雍城秦公陵园有外、中、内三重兆沟。外兆即整个陵地外的围沟，中兆是一座或几座大墓组成的分陵园的围沟，内兆是某座大墓自身的围沟。根据中兆、内兆的有无及配套情况，可将14座分陵园分成四型:第一，双兆型，即以内兆围绕“中”字形大墓，再以中兆环绕其外的车马坑，如二、九号分陵园。第二，单兆型，有中兆而无内兆，如一、四、六、十一、十四号分陵园。第三，组合型，共用中兆及陵中套陵的特殊类型，如八、十二、十三号分陵园。第四，无兆型，既无中兆、又无内兆，如五、七号分陵园〔见图十二〕。其中任何一种与“咸阳塬类型”都不同。双兆型虽然有两重隍壕，但内兆仅围绕一座大墓；如果是两座大墓异穴合葬（九号陵园），两墓各有内兆；与“咸阳原类型”内围墙环绕两座大墓的情况大不一样。因此，“咸阳原类型”不是雍城秦公陵园自然发展的结果，不能以围墙代替壕沟的说法简单解释，其渊源应到秦国之外的地区去寻找。

“咸阳原类型”的“回”字形陵园形制与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铜版“兆域图”酷似〔图十三〕。铜版上用金银错出中山国陵园的平面图，为东西向横长方形，有双重围墙，即“中宫垣”和“内宫垣”，内宫垣内有“凸”字形夯土平台（丘），其上东西并列5座大墓，墓上建享堂，“王堂”及其两侧的“哀后堂”“王后堂”居中偏前，两座“夫人堂”靠边偏后；内宫垣北墙外自东向西标注有四个宫室名称。陵园南向，双重围墙的南墙正对王堂处均辟一门。发掘的平山M1为南北向“中”字形，墓上封土带三级台阶，即享堂建筑的中心夯土台——墉；墓南有2座车马坑、1座杂殉坑、1座船坑；M1东面的M2即哀后墓。至今未见大墓周围陵园的报道，可能尚未钻探出来，也可能在公元前309（或308）年王下葬时，王后、夫人还在世，故陵园整体尚未完工。

〔图十三〕 战国中山王陵铜板兆域图摹本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很多学者注意到中山国陵园兆域图与辉县固围村墓地布局很相似。固围村墓地范围颇大，“广袤约600米”，中心的长方形台基东西150米，南北135米，其上东西并列3座南北向“中”字形大墓；墓口上部有“享堂”建筑遗迹；周围有版筑夯土墙基，一起构成“回”字形陵园。固围村大墓不是魏王陵，应是魏国王室显贵或封君的墓，僭越使用了王陵的制度。

中山国陵园规划图并非独创，“而是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一个程式化、制度化的代表作”。杨鸿勋先生注意到中山国陵园兆域图与辉县固围村魏国墓地布局的相似性；李学勤先生从陵园布局、大墓结构、墓上建筑、出土器物、文字特征等方面进行了总结。中山是白狄鲜虞建立的国家，公元前406年被魏文侯所灭，文侯先后把太子击、少子挚封于中山，至公元前378年中山复国。魏国二十余年的统治，使中山从一个戎狄习气浓厚的国家而变得高度华夏化，这在考古材料中也有所反映，如中山王铜器的长篇铭文反复引用儒家经典，标榜儒家礼义，捍卫周室制度。中山的华化和儒家文化在中山的流行皆受魏国影响所致。战国早期魏率先崛起，魏文侯尊儒进贤，文化建设走在诸国前列，许多新制度发轫于兹。所以，中山王墓兆域铜版的陵园制度应袭自魏国。

秦自献、孝二公变法图强，大幅度吸收东方国家的制度文化，延揽人才，文化面貌由此发生巨变。学界曾注意到秦铜容器、陶器、兵器乃至都城形态的转变，现在从咸阳原秦陵的新发现可知，在陵墓制度上也发生了类似变化。

秦对东方列国文化的吸收，首选魏国。商鞅由魏入秦，变法的内容不少来自李悝的《法经》。秦惠文王在朝中重用魏人，如张仪“魏氏之余子也”，魏章“魏人也，初为魏将”，公孙衍“号犀首，魏之阴晋人也”。仪、章将相联手，奉行结魏、攻韩、弱楚的策略。秦武王即位，张仪免相，但国中魏人势力未减。惠文后魏女，武王后亦魏女，惠文、悼武二代均娶妇于魏，可见当时秦、魏关系之密切。在这种氛围下，魏国的陵墓制度向西影响到秦，就不足为奇了。

战国秦汉陵墓的设计施工由多级官吏监管，专职机构负责。土木工程由将作少府或将作大将及其属下承担，但陵墓建设的总负责人往往是相邦或丞相。陵墓的选址、设计须由最高统治者亲自审定，通过后严格执行，中途不得擅自变更。平山兆域铜版上还记有中山王的诏书：“王命赒为逃（兆）乏（法），阔狭少（小）大之则（制），又（有）事者官图之。建（进）退违乏（法）者死亡（无）若（赦），不行王命者殃连子孙。亓（其）一从，亓（其）一藏府。” 赒即司马赒，时任中山国相邦。由相邦总揽陵园事务应是战国时通例。秦惠文王时张仪先后三次任秦相，任期最长，共计13年，而且主要在惠文王后元年间，因此秦惠文王的公陵很可能是由张仪主持规划、设计的。作为魏人，他受当时风气影响，充分参考了东方列国、尤其是魏国的陵园制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自秦孝公发求贤令后，东方客卿西行入秦，络绎不绝。他们带来治国新理念的同时，也促成了文化上的转型。在东方客卿的直接参与下，陵园规划设计借鉴东方列国，呈现出许多不同于以前的新特征。这些东方客卿及其设计思路可说是战国秦陵设计中的创新派，“咸阳原类型”正是创新派的产物。当然，也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做了一些调整，比如把平山兆域图那种横长方形陵园旋转为纵长方形，在墓上堆筑封土，把用于祭祀的礼制建筑移至墓侧等。

“咸阳原类型”覆斗形封土的形制也应来自东方。东方国家中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覆斗形封土。以洛阳西郊周山东周王陵为例，“灵王冢”（编号ZSM1）和“三王冢”（编号ZSM2、ZSNM3、ZSM4）的封土皆为覆斗形，M1封土边长105－110米，高约20米；M2封土遭破坏, 东西长 25米, 南北宽 41米 , 高约 12米；M3东西长 82米, 南北宽 70米, 高约 14米；M4东西长25米 , 南北宽 55米 , 高约 12米；其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早于秦惠文王公陵。已发掘的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封土为长方形覆斗状，长76米、宽36米、高10米，墓主为越王允常，年代为春秋末年，也早于秦公陵。《礼记·檀弓上》记载孔子见到的“封之若堂者”，应即覆斗形封土。这种封土形制自东向西的传播过程是很清楚的。

 “咸阳原类型”的南北向墓型也显示了来自东方的强烈影响。公陵、永陵的王墓东、西墓道短，南、北墓道长，不能不让人怀疑它们属南北向墓型。众所周知，东周秦墓绝大多数为坐西向东的东西向。不仅大型陵墓，数量众多的中小型秦墓也以头西足东的葬式为主；年代不限于东周，西周秦墓亦如此，可见此传统根深蒂固。周人流行南北向墓型，在考古发掘中屡见不鲜。战国时东方诸国的陵墓也多南北向，如韩王陵、中山王陵、燕王陵，以及辉县固围村大墓和洛阳金村大墓。惠文、悼武两朝对三晋周室渴慕不已，因为那里代表了文化上的正统；秦陵一度采用南北向墓型，正是在引进东方制度与人才的时代大背景下，受三晋两周文化的影响所致。况且那时可供参考的成例，即西周至春秋时周王的陵墓，就是南北向的“亚”字形。当然，秦国君墓的南北向墓型在以前也有发现，凤翔雍城东南郊的第十四号陵园，其主墓就是南北向的“丰”字形三室大墓。第十四号陵园偏居陵区的东部，相对独立，墓主可能是位深受东土文化熏陶的秦君。东风西渐，开始较早，至惠文、悼武朝，越吹越烈。

然而，从秦昭王开辟东陵以后，秦陵又恢复了东西向墓型的传统。需要说明的是，严家沟、周陵镇陵园的后陵均以东墓道最长，与王陵不同。二墓墓主为惠文后、悼武后。昭王二年，惠文后“不得良死”，或曰“忧死”；悼武王后“出归魏”。她们因参与季君之乱而下场凄凉。二人虽然都是魏女，但在昭王即位后去世，故按照秦人传统礼俗被葬入公陵、永陵。

“东陵类型”在某些方面回归到雍城秦公陵园的旧传统，如用环壕而不用围墙，东西向墓型，墓道普遍带耳室，大墓的东墓道指向东偏南方向等。前二者毋庸多言，秦陵墓道的耳室具有文化上的独特性。在迄今发现的周代诸侯墓中，周人墓无论“中”字形或“甲”字形，其墓道均不带耳室，如曲村晋侯墓、辛村卫侯墓、琉璃河燕侯墓、沣西井叔墓、梁带村芮公墓等。考古发现的岐山周公庙墓地属周公家族，其中的“亚”字形大墓墓道也不带耳室。同样，东周时韩、赵、魏、燕、中山等国陵墓的墓道亦无耳室。惟有秦公大墓在春秋时流行墓道带耳室的作法。雍城南郊14座陵园中有11座陵园大墓的东墓道带耳室，包括12座“中”字形大墓和1座“甲”字形大墓，不少为南北双耳室。秦公大墓此风在列国中独树一帜，其来源尚不明了。即便殷墟商王陵有带耳室者，如侯家庄M1500的北墓道带东西双耳室，但该现象在西北岗毕竟是少数，因此秦公大墓在墓道设耳室的作风也尚不能确认源自殷商。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的墓道尚不带耳室，这种习俗可能是从雍城时期才开始流行的。

“咸阳原类型”王陵的墓道不带耳室，应是受东方影响的结果。“东陵类型”又恢复了这个作风，并从一条墓道发展到多条墓道带耳室，如芷阳一、四号陵园的三座“亚”字形大墓。其耳室所藏无非“厩、厨之属”，也可能有殉人，相当于“婢妾之藏”。东陵四号陵园主墓的4个耳室经钻探“底层均有马的残骨骼、木迹、漆皮或残骨上附着的绿色绣”，一号陵园主墓的耳室钻探出鎏金铜片、鸟骨、兽骨、漆皮等物。汉代诸侯王、列侯墓的耳室被归入外藏椁系统，秦陵墓道的耳室与墓外的陪葬坑性质类似，在内容及功能上有互补性，同为汉代外藏椁的前身。

 雍城陵区14个分陵园虽然平面形状各异，但陵园南北轴线方向均在北偏东20°左右，这在长方形分陵园（三、九、十一、十三号）中表现得最清楚；“丰”字形大墓M45的墓向亦为20°。除了M45，其余24座大墓的方向（以头向为准）在270°－301°，绝大多数在280°－290°之间。雍城陵区占地面积约21平方公里，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各墓的墓向还能保持高度一致性，说明当时秦人已经掌握了大地测量技术；也说明把东墓道置于东偏南方向，是秦公大墓长期以来的传统。“咸阳原”类型陵园长轴方向北偏西，大墓的东墓道东偏北，有违这个传统。到了“东陵”类型又将之恢复：陵园长轴北偏东，大墓朝向东偏南。

“东陵类型”趋于守旧的原因值得探讨。秦昭王即位后，政治气氛陡变。魏国是惠文后、悼武后故乡，二人因季君之乱，一忧死，一被逐出，秦国的魏人势力随之风流云散。宣太后楚人，其异母弟魏冉秉政，长期推行亲楚而攻魏的外交政策。朝中母家外戚与宗室子弟当权，如《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所云：“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秦昭王在位五十六年间，穰侯魏冉先后五次为相邦，共二十年，“盖秦相之在位最久者”，权倾朝野。魏冉之前的相邦有惠文王异母弟樗里疾（六年），齐人薛文（两年）。之前的丞相有庶长奂（一年），赵人金受（四年），赵人楼缓（一年），时间都很短暂；之后宣太后同父弟芈戎曾任左丞相，穰侯客卿寿烛还任过一年丞相。用人方面绝对排斥魏人，举亲避贤，显得保守而封闭。当时穰侯“恶纳诸侯客”，认为东方宾客“徒乱人国耳”。可以想见，芷阳秦东陵的设计施工由穰侯、华阳君之类外戚主其事，严君疾、泾阳君、高陵君之流宗室参与之，某种程度上摒弃原先魏人的设计方案，回归秦人的旧传统，是很自然的事。“东陵类型”正是本土守旧派势力抬头之后的选择。当然，昭王时秦一跃成为头号军事强国，天下宾服，完全找回了民族自信，也成为恢复传统的底气和动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魏人范睢入秦后，四亲贵退位，君主集权加强，但范睢为秦相是在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同年宣太后葬芷阳郦山，前年悼太子归葬芷阳，东陵的主体设施显然已经完成，并交付使用了。

庄襄王以后，秦的用人政策完全转向对外开放。庄襄王元年（前249）吕不韦为丞相，秦始皇元年（前246）为相邦，前后主政达十三年之久。不韦濮阳卫人，本东方大贾，结子楚亲得操国柄；家僮万人，食客三千，门下集中了各类人才，所著《吕氏春秋》囊括了战国时各家各派言论，“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出自东土客卿之手的陵园设计方案被重新采纳，加以修改后付诸实施，就可以理解了。在考古发现上，我们也看到了从公陵、永陵，到夏太后陵，再到秦始皇陵一脉相承的风格特点。

神禾原夏太后陵园、庄襄王与帝太后的合葬陵园、乃至秦始皇陵园，可能都是由吕不韦主导设计的。夏太后葬于秦始皇七年（前240），当时吕不韦为相邦，秦俑坑出有“七年相邦吕不韦”铭文铜戈。夏太后陵园规模较小，只有一重围墙，低秦王陵一等，其纵长方形陵园及东向“亚”字形大墓显示了“咸阳原类型”与“东陵类型”融合的趋势。帝太后葬于秦始皇十九年（前228），已在吕不韦免相九年之后，但她与庄襄王的合葬陵园早已建成，且有庄襄王葬入其中，其陵园应与夏太后陵相似，即双重围墙的纵长方形陵园加上两座东西向“亚”字形大墓。目前在芷阳发现的陵园没有一座与之吻合，因此关于庄襄王与帝太后的合葬陵园尚未发现的意见值得重视。至于秦始皇陵，《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那么陵园的规划设计在那时或稍晚应已拟定，当时吕不韦主政。虽然吕不韦之后的秦相更迭，包括昌平君、隗状、王绾、冯去疾、李斯，秦始皇陵的建设也延续到统一后，直到秦灭亡都没有最终完成，但陵园的设计蓝图一经确定，施工之后若没有迫不得已的特殊原因以及皇帝的认可，是不会因人废事轻易更改的。

综上所述，战国秦陵按形制可分为“咸阳原类型”和“东陵类型”，前者受东方国家影响，有创新特点；后者在某些方面趋于守旧，为本土保守派势力回归传统的选择。夏太后陵、乃至后来秦始皇陵园的规划设计，是二者发展、融合的结果。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责任编辑：郭洋梦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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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云、王欣亚《战国秦陵研究》，原文刊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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